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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力决定贸易与产权规则的国际秩序,在20世纪初开始受到挑战,其中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在1902年12月,当时英国和德国为讨债向委内瑞拉联合发动军事进攻,英德海军封锁了委内瑞拉的5个主要港口,打沉了3艘战舰并轰炸其港口设施。之后,委内瑞拉被迫同意由刚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为债务纠纷作仲裁。结果,海牙法院的裁定是:不仅英德有权以武力讨债,而且在所有债权国家中谁愿意动武讨债,谁就享受优先债权。也就是说,谁动武,谁就应该先得到偿还。这等于是鼓励各资本输出国用武力解决海外产权纠纷。那次海牙会议开启了律师主导国际关系会议的先河,也为国际社会秩序靠“法治”而不是“武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历史事实对今天的中国应该有许多启示,中国的法律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恢复,到今天虽然已有20万左右的律师从业者,但包括外交部、外贸部(即今天的商务部),甚至司法部在内的政府部门还是以理工科或者人文学科背景的人为主,前几年参加跟各国的WTO谈判的居然鲜有法律背景的人。当面对另一国家的律师出身的政府官员时,在谈判桌上代表我们中国的工程师官员们怎么可能与对方有共同的语言?怎么能在共同的语境下说话?这是否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我国的国际行为靠近“国际惯例”之前还有许多课要补?在中国变成经济大国的同时,国际公关形象也必须与之相配。我们要说明的命题是: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之所以决定了厂商的原动力,是因为金融证券市场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程度与融资成本,关于股市、债券等市场对企业发展的约束作用大家谈论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金融创新之所以对个人消费者很关键,是因为这些创新可以帮助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bet体育在线官网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

bet体育在线官网外来的空调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跟季节没关系,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不用等到夏天、只有到广东才能吃到荔枝。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参加1907年第二届海牙会议的各国代表多半是具有法律背景的人,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在会议期间,由美国倡议的关于解决跨国债务纠纷的协议最后得以通过。根据该协议,任何债权国不能以武力去另一主权国讨债,而是要求债务、债权国家双方首先必须寻求并最终接受国际法院的仲裁。从此,这就结束了持续几百年的“武力讨债是债权国的一种权利”的国际惯例。从那以后,靠武力攻打他国讨债已不再是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行为。

就像许多同代人一样,1979年我在中南工业大学(现在改为中南大学)读书时选择的是计算机工程专业,1983年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选读的是网络系统工程。那时,大家要么学数理,要么学工程,正是“地大物博”财富观在专业选择、职业取向中的具体应用,以为只要中国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出更多的机器,从而就更“物博”了,财富就更多了。直到近几年,人们还是认为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这类社会科学既不造物,又不生财,所以普遍被认为不重要。现在,比较一下各国的贫富悬殊现状才发现,原来“地大物博”、物资丰富只能给一个国家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些并不是“先决条件”。日本、美国与新加坡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更重要的财富是其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这种制度财富是无形的,但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其次,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也翻了几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五位同仁对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做过仔细研究。如果以他们收集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了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如果把施正荣跟1838年或者1848年时的道光皇帝相比,施正荣的处境就更好了,因为1838年的朝廷财政收入是4127万两银子,到1848年下降到3?794万两银子,都比乾隆时期低,更低于尚德2007年的收入。bet体育在线官网其次,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也翻了几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五位同仁对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做过仔细研究。如果以他们收集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了240年前北京普通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而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有明显增长太多,但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经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另一类对消费者有直接意义的证券是“保险”性质的,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等。当这些保险性证券不存在时,即当居民们无法事前“购买”这类证券时,居民们就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储蓄”来自保,这必然使他们在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之外不敢有任何其他消费愿望,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以失业保险为例,如果张三夫妇在40岁时失业而且从此再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一家未来的生活费、教育费等可能是50万元,那么如果真的如此,他们未来的花费从哪里来?—尽管这或许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其后果对张三夫妇来说不堪设想。于是,为了规避这种小概率事件,张三夫妇可能从结婚后就开始,不得不处处节省、储蓄。但是,如果通过每月交付收入的一小部分(比如3%),张三即可买到全额失业保险,那么他一家就不用再去以储蓄来规避那些概率小但后果恶劣的风险事件了。像张大姐和加油站这样的故事很多,类似的行政性关闭命令往往以“保证质量”、防止“恶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为由。但是,谁来保证具体行政命令真的与这些原则相符呢?谁来掌握这些主观、模糊原则的分寸呢?—这些故事说明,当对行政权力缺乏实质性司法审查和可靠立法监督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创业环境艰难(关于这一点,我在《什么妨碍我们创业?》一文中有更多讨论)。面对产权的未来处境的不确定性,即使张大姐和那些投资兴建成千上万个加油站的创业者们已经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他们也不敢感到“很富”、不敢去增加消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成功创办的资产的价值是非常脆弱的,这些资产的未来太不确定了。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妨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迫使每个人把已经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银行而不去消费,经济增长链因产权的未来不确定性而被卡住了。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关于制度机制对财富创造的影响,已有许多学者作过论述,中国过去150多年的风风雨雨也足以说明这一道理。就这一点,中国的财富大师王永庆的一席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一根火柴棒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其攻坚灭顶的力量,无物能御。”当然,制度机制对财富的作用不只是负面的,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财富创造。以武力决定贸易与产权规则的国际秩序,在20世纪初开始受到挑战,其中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在1902年12月,当时英国和德国为讨债向委内瑞拉联合发动军事进攻,英德海军封锁了委内瑞拉的5个主要港口,打沉了3艘战舰并轰炸其港口设施。之后,委内瑞拉被迫同意由刚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为债务纠纷作仲裁。结果,海牙法院的裁定是:不仅英德有权以武力讨债,而且在所有债权国家中谁愿意动武讨债,谁就享受优先债权。也就是说,谁动武,谁就应该先得到偿还。这等于是鼓励各资本输出国用武力解决海外产权纠纷。住房按揭贷款是一个很自然的金融创新,它可以最直接地帮李四把部分人力资本“变现”、变活,让他可以提前消费。我们意识到,对多数居民而言,住房可能是一辈子最大、最重要的消费和投资。比如,若干年前,在北京一套普通的100平方米公寓的价格可能是48万元,对于一个普通收入的家庭,这可能意味着要节省存钱10年,每月约存4000元。如果这样,一家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外,在十几年里可能无法有太多的其他消费。如果各大中城市的居民都如此,全国的内需水平可想而知。

以纽约著名的帝国大厦为例,该大厦分为零售层、写字楼层和宾馆层。按照“地大物博”的财富观,由于其建设费用很高、存在的历史长,等等,因此这栋楼作为资产的账面价值应该很高。但是,客观地讲,不管这栋楼的建设投资是多少或者历史有多久,其财富价值(或者任何有兴趣买下这栋楼的一方愿意出的价格)都会由帝国大厦在未来多年能产生的现金流的折现总值来决定。未来产生的现金流越高,这栋楼所代表的财富就越高。有了这种评价资产的财富价值的观念后,我们就更能理解财富的脆弱性:几乎所有的美国财富都以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这些资产的价值又都取决于它们未来所能带来的现金流,但这些现金流的多少最终受制于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因此,当你拿掉这些制度与经济体系时,那些资产就不值几个钱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利率波动也为另一类金融创新奠定了基础:1983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首次推出长、中期利率期货,随后又推出利率期货期权。这些衍生证券再一次为各类信贷机构规避利率风险提供了方便。换句话说,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规避能力越强,它们提供各类贷款的能力就越高。bet体育在线官网当然,为了使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上都发挥得好,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即为“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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