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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君主为着牢靠地统治国家,就解除了他们的属民的武装;另一些君主将所属的各个城市分裂;又一些君主则树敌反对他们自己;又一些君主则努力把他们开始统治时怀疑过的人们争取过来;又一些君主则兴建堡垒,而有些君主则破坏并摧毁堡垒。虽然,对于这一切事情要做出确定性的判断,除非掌握了某些采取过某种类似决定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否则是办不到的,但是我想在这个问题本身所允许的范围内一般地谈一谈。[6]此处见李维著《罗马史》第35卷第48节。原文拉丁文:“Quodautemistidicuntnoninterponendivòsbello,nihilmagisalienuinrebusvestrisest;sinegratia,sinedigmtate,premiumvictoriseritis”(原著与马基雅维里引语略有出入)。虽然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这样一来,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2],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3]为了反对他的邻国,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战事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肯离境,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云顶娱乐斗地主手机版因此,一位君主应该常常征求意见,但是应该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而不是在他人愿意的时候;另一方面,对于他不征询意见的任何事情,他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但是,他必须是一位经常不断的征询意见者,而且关于他征询意见的一切事情,他必须是一位耐心倾听真话的聆听者。如果他了解到任何人不论出于任何原因,不把真话告诉他,他应该赫然震怒。因为许多人认为任何赢得英明之誉的君主,其所以致此,不是由于他的本质,而是由于他身边有一些好的顾问,毫无疑问,那是误解了。因为这里有一条从来颠扑不破的一般法则: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除非碰运气,他把自己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完全由后者支配,而此人恰好是一个极为英明的人。在这种场合,君主可能过得很好,然而日子长不了,因为那个支配者在短促的时间内会把他的国家篡夺过来。但是,当所谘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够获得统一的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些顾问每个人都想着他自己的利益,而君主却不能矫正或者洞察他们。情况不可能是两样的,因为除非某种需要驱使人们必须对你忠诚外,他们总是变成邪恶的。

云顶娱乐斗地主手机版[4]阿米尔卡雷(Amilcare,即Hamilcar),公元前五世纪迦太基将领,远征西西里,战败于杰隆(Gelon)。[12]鲁贝托·达·桑·塞韦里诺(RubertodaSanSeverino,1419—1487),为威尼斯作战而死。但是当一位君主取得一个新的国家,如同新肢接合于他的旧肢体那样,那就必须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除了在你取得这个国家时就是拥戴你的人在外;而且即使后者,也必须看时间和机会,使他们变得柔弱和软化;并且必须进行安排,使得这个国家的全部武器都掌握在你的旧国家里靠拢你生活的你自己的士兵手中。

[9]公元前214年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PhilipoⅤ,公元前231—179)与迦太基汉尼拔结盟,对付罗马及希腊各城邦。因此罗马与希腊各城邦结盟。公元前197年罗马人打败菲利普。由是罗马人控制了马其顿和希腊。在希腊中部的埃托利亚联盟的请求下,公元前192年叙利亚国王安蒂奥科三世(AntiocoⅢ,公元前223—187)出兵支援希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则请求罗马人帮助。公元前190年,安蒂奥科被罗马人打败,于是年媾和被迫放弃全部小亚细亚土地。其后马其顿复苏,但在公元前186年再度被罗马人消灭,曾帮助马其顿的希腊人亦受到镇压。[12]塞蒂米奥·塞韦罗(L.SettimioSevero,146—211),罗马皇帝(193—211)。[4]尔西尼(Orsine)家族,在十三世纪在罗马兴起,投身于军职,很多人任雇佣军的首领,受雇于切萨雷·博尔贾。云顶娱乐斗地主手机版[5]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Sforza1401—1466),穆奇奥之子,雇佣军队长;在米兰的公爵菲利普的军队中任职。

德国的各个城市是享有完全自由的,它们的农地很少,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就服从皇帝。但是它们既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在它们邻近的其他任何统治者,因为他们已经作好了城防工事,以致谁都知道要攻陷这种城市定将旷日持久,困难重重。因为所有这些城市都筑有适当的壕沟与城垣,配备足够的大炮,在公家仓库里经常储备足供一年之需的粮食和燃料,除此之外,为着使老百姓得到温饱同时公家也没有损失,它们总是有办法在一年中让老百姓可以在关系该城市命脉的劳动中和供给老百姓衣食的行业中工作。加之,它们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而且制定许多关于保持军事训练的规章制度。有些人在考虑保有一个新获得的国家而存在的困难时,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1]在几年间变成了亚洲的主宰,而且在他还没有完全征服亚洲的时候就死了,这样一来,全国发生叛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却继续保住江山,而且除了由于他们自己的野心在他们当中出现困难之外[2],他们并没有遭遇到其他困难。对此,我回答说: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统治的: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后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后者拥有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来的。这种诸侯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臣民。这些臣民把诸侯奉为主子,而且对他们有着自然的爱戴。至于那些由一位君主及其臣仆统治的国家,对他们的君主就更加尊敬了,因为人们认为在全国只有他是至尊无上的。如果他们服从其他任何人,他们只是把此人看作是代理人和官员,对他并不特别爱戴。这些统治者都是单纯依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而这两者都是变化无常、毫不稳定的。这类人既不懂得怎样去保持而且也不可能保持他们的地位。他们之所以不懂得,因为除非他们是具有卓越才智和能力的人,我们没有理由期望那些先前常常过着平民生活的人们懂得怎样发号施令;他们之所以不能够保有国家,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对自己友好的和忠诚的武力。再说,遽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不能够根深蒂固、枝桠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除非象刚才说过的,那些突然之间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知道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保持由幸运投到他们怀中之物,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奠定基础——这些基础在他人说来是在作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的。[6]卡拉瓦焦(Caravaggio)之战,在1448年9月15日结束,一月后(10月18日),斯福尔扎即背叛米兰人,自己与威尼斯人结盟,于1450年2月26日攻克米兰。

对于命运,情况正复相同。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它知道哪里还没有修筑水渠或堤坝用来控制它,它就在那里作威作福。如果你考虑意大利——它是这些变动的所在地,并且推动了这些变动——你就会看到它是一个既没有水渠也没有任何堤坝的平原。如果意大利象德国、西班牙和法国那样,过去有适当的力量加以保护,这种洪水就不会产生象今日那样巨大的变动或者压根儿不会出现。关于一般地谈谈抵抗命运的问题,我想这就够了。考虑了所有这一切事情,我称赞建筑堡垒的君主,也称赞不建筑城堡的君主;我非难那种依赖堡垒而认为来自人民的仇恨无足轻重的君主。这样一类的方法,贤明的君主必须遵守;而且在和平时期绝不能够无所事事,相反,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4]在对北非的远征中,1509年费尔迪南多曾占领其沿岸;如前所述,他为了同法国路易十二瓜分那波利王国而入侵意大利。后又重新转向非洲以取得伦巴底(1501—1504;1511—1512)。

现在从上述的头一种品质开始谈起。我说,被人们称为慷慨可能是好的;可是,如果慷慨在作法上使你不获称誉,它就损害你了;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所以,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到了最后,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开始仇恨他,而且当他变得拮据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敬重他。结果是,因为他这样的慷慨损害了许多人,而受惠者只是很少数人,所以他是第一个遭遇困难的人,不论发生什么危险,他将先受其害。而等到他认识到这一切想要缩手的时候,他将立即获得吝啬的恶名。如果有人说,法国国王路易是为了避免战争才把罗马尼阿让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那波利王国让给西班牙的。根据上述的理由,我回答说:人们决不应当为了逃避一场战争而听任发生混乱,因为战争不是这样逃避得了的,延宕时日只是对自己不利而已。如果又有人引证说:法国国王答应了教皇,他援助教皇的事业就是以〔教皇同意〕解除他的婚姻关系和让罗阿诺担任枢机主教作为交换条件[28]。关于这一点,以后论述君主的信义和应该怎样守信时,我将给以回答。云顶娱乐斗地主手机版以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不能赢得光荣。不过,如果考虑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大勇,我们就觉得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最卓越的将领逊色。然而他的野蛮残忍和不人道,以及不可胜数的恶劣行为,不允许他跻身于大名鼎鼎的最卓越的人物之列。因此,我们就不能够把他不是依靠幸运或能力而得的成就归功于幸运或者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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